其实，丁应泰如此对待朝鲜，除了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反驳朝鲜，让他们帮不了杨镐求情。

况且，丁应泰弹劾朝鲜的奏疏，除了弹劾朝鲜君臣，让他们自顾不暇以外，其实也是在弹劾支持杨镐的参加援朝之役的大明文武。

因为丁应泰的奏疏说得明白，朝鲜与杨镐结合，欺骗皇帝朝廷，这明显戳中了当时在朝的万历帝的逆鳞。

毕竟，杨镐因为“再造之恩”，在朝鲜威望很重，手里也有一批私交不浅的援朝精兵悍将，而且他又和次辅张位联络密切，种种方面，都让杨镐逐渐变成万历帝猜疑的对象了。

虽然万历帝并非嫉贤妒能的皇帝，但少年时期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内外合作，却是成了他的心病。

现在，张位在内，杨镐在外，封疆大吏和宰辅的关系很近，这自然不是皇帝可以容忍的，首辅赵志皋正是看中这一点，才会在重新主事时，让他的门生丁应泰去朝鲜弹劾杨镐的。

因此，有了丁应泰的弹劾，万历皇帝自然抓住机会，要把杨镐和张位这一派的让他心中不安的人撤职，以求安定了，哪怕是他知道杨镐的能力，以及阵前换帅不妥。

好在，邢玠的能力也不俗，再加上明军援朝的多为精锐，再有丰臣秀吉于死于日本京都伏见城，日军无心恋战，这才没让援朝之役出现大乱子。

不过，杨镐撤职之事，也就此成了定论，即使有着朝鲜的陈情疏，以及不少参加援朝之役的文武求情，但万历皇帝完全按照丁应泰所奏，下旨处置杨镐，并由此牵连张位等人，让得被冷落的首辅赵志皋成功斗倒了权势一日千里的张位。

这一点，从朝鲜为他们自己上疏三次，万历皇帝对明朝历来重视的朝鲜小蕃的辨诬态度便可看出端倪。

彼时，因为丁应泰奏疏所提三点，朝鲜不得不一一辩解。

“一则曰诱倭入犯；一则曰愚弄天朝；一则曰招倭复地；一则曰交通倭贼。或以为结党杨锦朋欺天子；或以为刚愤求援，移祸天朝。”

首先针对丁应泰所谓“诱倭入犯”之罪，朝鲜疏文着重陈述朝鲜与日本交往之缘由及《海东纪略》一书的来历。

指出正统年间，申叔舟前往日本，此事当时朝鲜即上报明廷，“至于《海东纪略》则乃是陪臣申救舟的倭人所记其国风俗世系地图，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馆待倭奴事例，作为一册，名为《海东国记》。

“盖小邦与日本，声迹邈然，只是来则不拒，略为羁糜之计而已。至申叔舟往来之后，稍知其国事迹，因誉出一编以为异国奇闻”，因此，所谓“诱倭入犯”，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对于丁应泰所谓是否尊正朔的问题，乃是学习《春秋》之做法。

“盖此书只因其国所记而添注，故其国偕称年号之下，分注天朝年号，以标日本偕称之某年为天朝建元之几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统六年云者是也。大书者本记也，分书者添注也。如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鲁史所作，故大书鲁元年，其下分注周平王几年，亦可因此而有疑于尊周之义乎”。

朝鲜以此，反驳丁应泰不能以《海东纪略》一书的年号表述方式指责朝鲜不尊正朔。

第三，对于所谓称祖称宗之事，朝鲜更称丁应泰这是“无知妄作之罪’。

“自三国以来，礼义名号慕仿中朝，多有侔拟。至我先臣康献王凡有干犯者，一切厘正，以至微细节目，亦未尝不谨，以为上下截然之分。传之子孙，守如金石。而独其称号，则自新罗、高丽，有此谬误。盖以臣民袭旧承讹，猥加尊称，相沿而不知改此实无知妄作之罪”。

因为朝鲜国王称祖称宗，乃是圈新罗以来，所沿袭的做法，并不是朝鲜朝才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无知妄作”之罪。

朝鲜辩诬使对丁应泰的弹劾奏疏针锋相对，一一驳斥，并且对丁应泰之意图，大加质疑因为“督抚、按镇，殆尽一网，东征将士之专意主战者，皆被诋斥，且惧在事之幸完，务坏诸人之成绩”，实乃大谬不然也。

对于丁应泰的驳斥，朝鲜分三次遣派辩诬使去明朝上疏，然而前两次，都在万历皇帝和明廷讨论事情是否属实，而不见结果。

直到第三次，朝鲜终于获得明廷兵部等九卿讨论所谓朝鲜国王“诱倭入犯”之事，无人认同此说。

最后明廷才得出结论：“朝鲜世笃忠贞，无替德通倭之理，疏极悲惋有局高蹐厚之情。载赖我皇上坚彼百年不二之心，免行一时无端之勘。”

这意思便是明廷认同丁应泰所奏弹劾朝鲜一事，并不真实，明廷终于为朝鲜国王昭雪，并且在日军大敌当前、理应团结一心共同杀敌的形势下，挽回了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