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亭中，仲逸才落座，便要回答朱载垕一连串的三个问题。

“西北多旱少雨，今年开春尤甚，上个月，下过一场春雨，但雨水太少，只能润湿地面薄薄一层。下官返京时，当地耕农大多还未播种”。

仲逸据实禀奏：“若百姓们不种地，几乎再无其他收成。如种茶、养蚕制丝，气候所致、水土不服；瓷器、木制品、酿酒，这些又不成规模”。

不用说，朱载垕问的庄稼收成如何？当地百姓生活如何？皆是否定答复。

“至于民风，西北人性情豪爽，做事实诚，能吃苦耐劳，也愿帮助亲朋四邻”。

仲逸继续道：“只是如此辛劳一年，日子却依旧过的疾苦，下官深有感触”。

仲逸刻意没有提到大煤矿与税赋两项，不过二位钦差到京后，朱载垕必知晓此事，而他所问的三个问题当中，也似乎并未涉及这两项。

至少，没有明确指出。

大煤矿不靠天吃饭，无论干旱多雨，谈不上收成，因大煤矿而改变生活的，只有三边镇，以及该县的百姓，其他临县甚少。

大煤矿，还波及不到整个榆林府，甚至西北。

三边镇附近的民情，不是整个榆林府，也不是整个西北的民情。

如今，大煤矿之事已闹到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当地衙门不敢轻易行事，苦力各自逃散后，也再无人敢抓回去。

毫无疑问，三边镇那些做买卖的人，会渐渐离去，没有苦力与打手维持生意，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大煤矿暂时得以控制：至少没有人再抓苦力，更没有人拿皮鞭抽打他们，这些人回到各自住地后，还可以耕种田地。

至于查出背后的官吏，那是朝廷的决断，与百姓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已可以正常生活。

这仅仅是大煤矿，而整个榆林府，甚至陕西布政司，百姓疾苦的症结，并未解决。

这么大的一件事，从长计议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部署，先要得到朝中更多人的支持，才是真的。

不用说，获取朱载垕的支持，更是重中之重。

话题既已抛出，就看他怎么接了。

咳咳，大概是干活累了，朱载垕身子向后靠住，举起茶盖，轻轻压着浮起的茶叶。

这副神态，才是真正的‘品茶’。

这个茶不难品：对仲逸而言，王爷就是王爷，皇帝就是皇帝，即便是储君，也无法真正代表朝廷。

朱载垕不是朱厚熜，有些事儿，还是不能向他禀报。

而在朱载垕看来：仲逸这位翰林院的侍读，是在高拱走后才来的王府，而关于这位仲大人，朝中早有传言：他是父皇的人。

对仲逸的身世，朱载垕也曾派人查过，但结果却没有多少发现：祖籍山东济南府，当年发了一场大水，当地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仲逸的父母也无从查起。

后来，在蠡县县衙，仲逸做了知县樊文予的幕友，再后来到了京城，捐纳入国子监，取得国子监监生身份，科举高中，最后进了翰林院。

至于若一当铺，有袁若筠和樊文予的协助，仲逸已妥善修改记录，按照上面显示的记录来看：这个当铺刚开业时，就登记在老姜头名下，后来到了罗英名下。

因罗英之前在蠡县做过差役，后来由他兄弟顶了差事，樊文予到刑部后，便帮助罗英在京城落脚：先做了当铺伙计，后来自己将店盘下，做了东家。

当然，盘点所需的银子，皆是以罗英的名义付的，为此，仲逸还专门为罗英想好一套说辞：说他将家中一只祖传古董卖了，花光所有积蓄，甚至向亲友挪借等。

修改记录，发生在罗龙文离京后，仲逸入国子监前。

那个时候，仲逸还只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但有袁若筠、樊文予，甚至外叔公文泰的协助，能量就大了许多。

如此，要完全换掉一个当铺的记录信息，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如此一来，朱载垕查到的结果却是：在仲逸初来京城时，只是协助樊文予做些类似幕友的事儿，连住的地方都是租的。

到翰林院以后的经历，朝中几乎人人得知：仲逸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督办博野县繆大柱夫妇被杀一案，回京后，他便成为翰林院七品编修。

后来，鞑靼军直逼京城，仲逸以编修身份领钦差副使，负责与鞑靼军谈判，并去大同核查仇鸾指挥战事始末。

返回大同时，因与一个抚琴女子同居一室，仲逸被押入大牢，但很快出狱，且成为翰林院六品侍读。

这两次非比寻常的经历，才让人们有了这样的说法：仲逸这个小小翰林的身后，站着的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如果没有破格重用，此时的仲逸，恐怕还是个小小的庶吉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