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标志着水稻基因组结构在世界面前再无秘密。

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基因组正在浪费时间。

水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这的确是划时代性的成果。

可惜，这也仅仅只是整个基因组学的第一步，结构基因组学。

这走出一步的确了不起，但需要我们正视而且认识的是，后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水稻全基因组的完成图需要完善。

功能基因组学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

“后基因组时代”已然到来，关于它的时间界定，学界有诸多争论。

不过，现在人们普遍将“dna双螺旋结构”提出五十年之际，也就是2003年当做后基因组时代正式到来的时间。

在过去，传统水稻育种的突破主要是因为发现了例如矮杆基因、抗病基因、抗倒伏基因或者是细胞质雄性不育基因。

而功能基因组学的原理是通过对水稻基因组序列进行比较分析和多态性鉴定，从而发现了品种之间的序列差异。

序列差异对应着表型差异。那么利用这个特征，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差异，通过分子标记技术，对5万～6万个水稻基因的功能进行注释。

这个工作能够以数百上千万计的效率完成过去在传统水稻育种研究上走过的路。

那么运用序列分析或是同源分析来查找搜寻新基因也就有了理论基础。

通过这种操作，将发现的海量新基因将开启水稻新品种选育的新纪元。

试想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借此机会，找到水稻从分化到萌芽到发育到成熟等等各个过程中的最优基因。

然后利用分子设计育种遗传工程将这些表现最好的基因导入到水稻，是否就能够制造出一种赶超“超级”的“超能”水稻。

就像是超能力，一棵水稻能够像树木一样高大一样粗壮，产出的稻谷能够像是枝头沉甸甸的果实一样丰硕。

在这种设想下，种植水稻可以像是植树造林一样。

也因此，植物基因功能组学哪怕放在十年以后，作为“后基因组计划”也绝对是植物学最前沿的领域之一。

至于功能基因组学之后的延申，蛋白质组学，既被科学技术所推动，也终受科学技术所限制。

想推进蛋白质组学，就要先发展蛋白质研究技术，但研究这个技术远比研究基因复杂。

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水平上，还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目前依然在rna水平停滞不前。

陆时羡并不认为现在的自己能在这个领域有所野望。

从1665年，胡克首次发现细胞，人类观察到了缤纷的微观世界。

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巨著《物种起源》，正式提出自然选择理论，开创了生物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从1866年，孟德尔在奥地利自然科学学会年刊上发表《植物杂交试验》，发现分离律和自由组合规律。

从1909年，遗传学家约翰逊第一次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基因”概念，正式为孟德尔提出的遗传因子命名。

从1910年，摩尔根首次发现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

从1950年，查戈夫提出两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法则，dna中的腺嘌呤a数量等于胸腺嘧啶t，鸟嘌呤g数量等于胞嘧呤c，这条法制再次极大地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

从1952年，蔡斯第一次创造性地用同位素法证明dna是遗传物质。

从1953年，沃森、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人类开始破译生命密码。

从1957年，克里克再次发现中心法则，成为现代生物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规律之一。

从1970年，rna逆转录酶的发现帮助几位科学家成功捧得诺贝尔奖杯。

从1975年，以桑格命名的双去氧终止法，开启了dna测序的大门。

从1990年，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齐名，作为人类“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拉开了帷幕。

从2003年，人类正式进入后基因组时代。

一个个在时间长廊熠熠生辉的头像在陆时羡脑海依次闪过。

回忆他们曾经所作的工作，也是在翻阅一部基因发展史。

这些时间点连接成片，就像是构建了一条跑道。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曾经在这条跑道上交替出现，接续前行。

所以，现在接力棒已然传到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