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九节 打造工业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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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恭敬，再次让朱敬伦意外了一下，日本人服从性本来就强，日本的等级意识比中国还强。
所以朱敬伦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些日本人在面对朱敬伦的时候，他们从心里接受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既然他们心里认为朱敬伦的地位比他们高，他们对磕头也就无所谓了，这时代的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其实都对磕头没什么在意，前提是对方地位得比自己高。
有传言说，后来在慈禧太后时代，满清派去俄国给俄国沙皇登基庆贺的使臣，就在公开场合给沙皇磕头呢，面对西方人的嘲笑，这些人反而嘲讽西方人不懂礼数呢。
朱敬伦再次请日本人坐下。
一行一共五人，萨摩藩的人不在，显然他们幕府派来的藩士排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萨摩藩人。
大隈总裁来了，佐野副总裁也来了，山高信离和关则明清也来了，显然这些人都是代表各自的番国，而涩泽荣一也来了，他是德川家的家臣，他的身份有资格来拜见大明的皇帝。
既然知道这些人不负有外交使命，朱敬伦也就随便跟他们聊聊，他打算听听这些后来明治维新时代的精英的思想。
一番交谈过后，发现这些日本人对西方的了解还很肤浅，见识还很稚嫩，但是他们纷纷表示想要留在西方学习，这点精神倒是值得学习。
让人舒服的是，这些人都有很深厚的汉学功底，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汉语，但是汉字全都会写，他们自己备了纸笔，直接将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写在纸上，是为笔谈。
跟日本人一席话之后，朱敬伦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些日本人除了涩泽荣一之外，全都是日本的武士，包括涩泽荣一虽然他出身农民家庭，可是已经被德川家收做了家臣，其实也已经是武士身份。
不一样的是，其他四个人的武士印迹和文化传统更深。
日本也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可是他们的士跟中国的士不一样，他们的是武士，中国的是文士，当然日本人自己是不可能诞生出这种文化传统的，他们的武士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从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从日本武士身上，应该能看到宋朝之前文物结合的中国士大夫的身影。
所以说武士就是日本的士大夫阶层，不一样的是，这些武士除了识文断字之外，他们还会舞刀弄剑，军事色彩更重。
他们跟朱敬伦的谈论过程中，主要体现的还是他们的学识，而不是武人的一面，或者说他们的武士文化中，本身就带有人文文化，是文武一体，就好像学六艺时代的儒生。
朱敬伦受到的一大启发是，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首先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些武士比李鸿章等洋务派更加开放，更加乐意学习，这是精神层面的，他们未必有李鸿章等人的个人能力强，可是他们是一群肯放下身段学习的人；第二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武士手中，尽管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可是明治政府的各级官员却全都旧武士，而且大都是维新派的旧武士。
换句话说，日本明治维新，始终都掌握在一群精英的手中，不是掌握在农民手中，不是掌握在商人手中，依然是在武士手中。
在国家转型期间，精英的参与程度十分重要，具体原因不用多少，精英掌握治国经验就是一条重要因素，翻开人类历史，就能知道精英的参与度有多重要。可以说，凡是旧精英参与程度越深的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革的过程就更平稳，变革产生的代价就越小。
英国从封建时代转向资本时代，最大的灾难是爆发了一次议会跟国王的战争，经过克伦威尔专制之后，权力很快就回到了大贵族手中，之后他们就平稳的迎来了光荣革命，之后在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社会问题，都没有发生动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权力始终掌握在精英手中。
但是转型势必意味这权力的转变，英国人是如何面对旧贵族权力失落，而资产阶级权力加强的呢，他们产生了一个阶层，名叫新贵族，所谓新贵族，就是经营资本产业的那群人，其中很多以资本家的身份晋升为贵族，但还有很多是贵族直接创办了资本企业，可以说新贵族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混血的产物。
给新型资本金以贵族身份，旧贵族转变成资本家，英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是这些转型的权力阶层推动的，所以平稳。
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的容克贵族，容克贵族直接创办企业，或者企业家成为容克贵族，比如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因为跟军事集团的紧密结合，也得到爵位，被容克地主阶级所认可。
到了日本人手里，他们的武士转身创办企业了，成了财阀。
那么在大明这里呢，朱敬伦觉得自己之前似乎忽略了这个方面，他没有花费力气，帮助旧的士大夫扭转他们的身份，他一直抱有一种态度，希望培养新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精英阶层，至于旧阶层基本上被他忘记了，这些旧阶层在他印象中虽然不是打击对象，但至少是防范的对象。
这些年来，朱敬伦确实培养出了相当多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大量发财的商人，可是这些商人在话语权上，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些士大夫相比，而且他们自身似乎习惯了不去争斗，或许是一种传统的惯性作用，他们完全不敢去跟那些士大夫去争斗。
既然无法用新阶层压到那些旧阶层，那就直接让旧阶层转变成新阶层，哪怕只是转变一部分，也能从内部瓦解他们。
朱敬伦立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启沅，俩人商议一下制定了一个章程，那就是以后在政策上应该支持有功名的旧阶层，比如那些旧时代取得过功名的乡绅，家中三代中做过官的地方乡绅，给予他们特别贷款，欢迎他们投资工商业。
英国有新贵族，德国有容克地主，日本有武士财阀，那么如果能在大明打造一个工业乡绅阶层，那大明的工业化恐怕更容易推动下去。
朱敬伦的观点跟陈启沅的观念不谋而合，事实上，陈启沅在推行缫丝业的过程中，也主要是鼓励一些地主乡绅办厂，背景上他自己就是一个乡绅，或者说他就是朱敬伦所说的第一个工业乡绅，思想中他是有些看不起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暴发户的。
这几个日本人给朱敬伦的启发不止这点，他发现日本人现在就带来了留学人员，当然主要是幕府办的兵工厂的学徒，是来欧洲的工厂学习技术的。
但朱敬伦认为日本人的步子迈的比自己还大，他之前一直是高薪聘请欧洲技术人员，倒也派了一些留学人员，但主要是通过公使馆向各
所以朱敬伦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些日本人在面对朱敬伦的时候，他们从心里接受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既然他们心里认为朱敬伦的地位比他们高，他们对磕头也就无所谓了，这时代的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其实都对磕头没什么在意，前提是对方地位得比自己高。
有传言说，后来在慈禧太后时代，满清派去俄国给俄国沙皇登基庆贺的使臣，就在公开场合给沙皇磕头呢，面对西方人的嘲笑，这些人反而嘲讽西方人不懂礼数呢。
朱敬伦再次请日本人坐下。
一行一共五人，萨摩藩的人不在，显然他们幕府派来的藩士排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萨摩藩人。
大隈总裁来了，佐野副总裁也来了，山高信离和关则明清也来了，显然这些人都是代表各自的番国，而涩泽荣一也来了，他是德川家的家臣，他的身份有资格来拜见大明的皇帝。
既然知道这些人不负有外交使命，朱敬伦也就随便跟他们聊聊，他打算听听这些后来明治维新时代的精英的思想。
一番交谈过后，发现这些日本人对西方的了解还很肤浅，见识还很稚嫩，但是他们纷纷表示想要留在西方学习，这点精神倒是值得学习。
让人舒服的是，这些人都有很深厚的汉学功底，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汉语，但是汉字全都会写，他们自己备了纸笔，直接将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写在纸上，是为笔谈。
跟日本人一席话之后，朱敬伦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些日本人除了涩泽荣一之外，全都是日本的武士，包括涩泽荣一虽然他出身农民家庭，可是已经被德川家收做了家臣，其实也已经是武士身份。
不一样的是，其他四个人的武士印迹和文化传统更深。
日本也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可是他们的士跟中国的士不一样，他们的是武士，中国的是文士，当然日本人自己是不可能诞生出这种文化传统的，他们的武士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从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从日本武士身上，应该能看到宋朝之前文物结合的中国士大夫的身影。
所以说武士就是日本的士大夫阶层，不一样的是，这些武士除了识文断字之外，他们还会舞刀弄剑，军事色彩更重。
他们跟朱敬伦的谈论过程中，主要体现的还是他们的学识，而不是武人的一面，或者说他们的武士文化中，本身就带有人文文化，是文武一体，就好像学六艺时代的儒生。
朱敬伦受到的一大启发是，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首先日本明治维新的这些武士比李鸿章等洋务派更加开放，更加乐意学习，这是精神层面的，他们未必有李鸿章等人的个人能力强，可是他们是一群肯放下身段学习的人；第二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武士手中，尽管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阶层，可是明治政府的各级官员却全都旧武士，而且大都是维新派的旧武士。
换句话说，日本明治维新，始终都掌握在一群精英的手中，不是掌握在农民手中，不是掌握在商人手中，依然是在武士手中。
在国家转型期间，精英的参与程度十分重要，具体原因不用多少，精英掌握治国经验就是一条重要因素，翻开人类历史，就能知道精英的参与度有多重要。可以说，凡是旧精英参与程度越深的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革的过程就更平稳，变革产生的代价就越小。
英国从封建时代转向资本时代，最大的灾难是爆发了一次议会跟国王的战争，经过克伦威尔专制之后，权力很快就回到了大贵族手中，之后他们就平稳的迎来了光荣革命，之后在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社会问题，都没有发生动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权力始终掌握在精英手中。
但是转型势必意味这权力的转变，英国人是如何面对旧贵族权力失落，而资产阶级权力加强的呢，他们产生了一个阶层，名叫新贵族，所谓新贵族，就是经营资本产业的那群人，其中很多以资本家的身份晋升为贵族，但还有很多是贵族直接创办了资本企业，可以说新贵族是一种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混血的产物。
给新型资本金以贵族身份，旧贵族转变成资本家，英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实是这些转型的权力阶层推动的，所以平稳。
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的容克贵族，容克贵族直接创办企业，或者企业家成为容克贵族，比如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因为跟军事集团的紧密结合，也得到爵位，被容克地主阶级所认可。
到了日本人手里，他们的武士转身创办企业了，成了财阀。
那么在大明这里呢，朱敬伦觉得自己之前似乎忽略了这个方面，他没有花费力气，帮助旧的士大夫扭转他们的身份，他一直抱有一种态度，希望培养新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精英阶层，至于旧阶层基本上被他忘记了，这些旧阶层在他印象中虽然不是打击对象，但至少是防范的对象。
这些年来，朱敬伦确实培养出了相当多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大量发财的商人，可是这些商人在话语权上，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些士大夫相比，而且他们自身似乎习惯了不去争斗，或许是一种传统的惯性作用，他们完全不敢去跟那些士大夫去争斗。
既然无法用新阶层压到那些旧阶层，那就直接让旧阶层转变成新阶层，哪怕只是转变一部分，也能从内部瓦解他们。
朱敬伦立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启沅，俩人商议一下制定了一个章程，那就是以后在政策上应该支持有功名的旧阶层，比如那些旧时代取得过功名的乡绅，家中三代中做过官的地方乡绅，给予他们特别贷款，欢迎他们投资工商业。
英国有新贵族，德国有容克地主，日本有武士财阀，那么如果能在大明打造一个工业乡绅阶层，那大明的工业化恐怕更容易推动下去。
朱敬伦的观点跟陈启沅的观念不谋而合，事实上，陈启沅在推行缫丝业的过程中，也主要是鼓励一些地主乡绅办厂，背景上他自己就是一个乡绅，或者说他就是朱敬伦所说的第一个工业乡绅，思想中他是有些看不起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暴发户的。
这几个日本人给朱敬伦的启发不止这点，他发现日本人现在就带来了留学人员，当然主要是幕府办的兵工厂的学徒，是来欧洲的工厂学习技术的。
但朱敬伦认为日本人的步子迈的比自己还大，他之前一直是高薪聘请欧洲技术人员，倒也派了一些留学人员，但主要是通过公使馆向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