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八节 曾国藩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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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对曾国藩很不放心，他不知道曾国藩在洋人的教堂里学到了什么，他也不知道曾国藩打算怎么干，但他很确信，曾国藩想在大明立道，或者大明只是他的起点。
但是跟曾国藩已经约定，一人出钱，一人出工，朱敬伦突然反悔，丢人倒不算什么，问题上他知道曾国藩一定会走下去，而且谁都无法阻止，除非朱敬伦杀了他。
杀曾国藩朱敬伦还做不到，他能做到的，只是让人紧密盯着曾国藩。
曾国藩这次来大明，名义上是来宦游的，他依然是清朝的大臣，事实上谁都知道，他就是一个俘虏，只是大明没有将他当作一个囚徒，可整个大明就是他的监狱，对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来说，如果不能建功立业，即便整个天下任他行走，那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罢了。
曾国藩来宦游，他只带来了一个仆人，以及，一头驴。
第二天曾国藩就离开广州，骑着他那头驴，带着他的仆人，消失在了郊外。
当夜他夜宿在一座小庙中，第二天他拜见了当地一个大儒，然后带走了大儒的三个儿子，这三人是他的弟子了。
他到了佛山，坐船南下，最后到了九龙港。
他的弟子拿着他的手札，邀请了很多名儒，他们一起讲经书，谈学问。最后曾国藩邀请这些名儒跟他一起去洋人的教堂参观，他们看了洋人的许多仪式，看到一个个面露虔诚的中国信徒。
曾国藩没多说什么，他说多办一所孔庙，就少一个教堂。
当天这些当地名儒，就聚在一起立约，然后去孔庙焚表，曾国藩没去，他的名字也没有写在祭文上。
很快他就离开了新安县，然后新安县开始大兴孔庙，一个个大儒一个个村子的去跑，跟当地的乡绅商议，乡绅捐地，动员百姓出工，然后名儒拿钱买材料，一座座孔庙在建立。
曾国藩却没停下脚步，他依然一驴一仆，或者骑驴，或者坐船，到了临近的东莞县。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言辞，东莞的儒生同样的认同，他们立约，焚表，然后建孔庙。
之后他又去过江到了香山。
“他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朱敬伦始终派人跟着曾国藩，那家伙就一仆一驴上路，没人跟着万一被抢了，被杀了，就麻烦了。
“没有，他不进孔庙。”
手下汇报说。
朱敬伦放心了不少，他联想到教堂，想到西方人用严密的宗教规矩约束人的思想，他还真的担心曾国藩会借此机会将儒教办成一个严密的宗教，也弄出一套严格的宗教规矩，儒家是有这种潜质的，比如一日三省吾身，完全可以弄成跟西方人忏悔那样的程序，找一个老夫子听信徒忏悔，那得形成多大的对民间的监视网啊。
“他也不收弟子？”
“收了几个跑腿的弟子，有很多人想拜他，他都不收的。”
曾国藩大名鼎鼎，不止是在北方的清国内，在大明同样如此，十几年前他一篇讨粤匪檄，大声说出了要保护儒教的声音，从那时候起，他就已经成为儒教的卫道者了，所以在这个天下，只要恭敬孔子的人，都会认曾国藩，而凡是读书人，就没人敢说自己不认孔子的。
可曾国藩不收弟子，那就不用担心他借此广收门徒，最后变成一个教主一样的人物。
此时朱敬伦知道，他已经挡不住曾国藩了，自从跟曾国藩相约之后，他想反悔也来不及了，曾国藩一定会做下去，他没有犯法，朱敬伦给钱他就用，朱敬伦不给钱，他也能募捐，现在曾国藩去鼓励建庙的时候，花掉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曾国藩走遍广州府十四县的时候，最后他想花钱，都已经花不出去了。
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做出让朱敬伦担忧的事情，他似乎真的打算有工出工，做一点事而已。
尽管曾国藩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舆论的热议，追随者众多，响应者众多，但是他始终是孤身一人，不收门徒，不立教规，只是跟当地的儒士立下一份誓约，内容也无非是让光大儒道而已。
可这个人本身的行为，宗教味道太浓了，他走遍广州十四县的时候，已经不用他去派人送名帖请名儒了，当地的儒生无不是翘首以盼，聚在一起等待曾国发。
大家将跟曾国藩的会晤，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干的，但就是要等曾国藩来，跟他们见一面，听听曾国藩那种老夫子们讲了无数遍的大道理，然后欢快的跑到各个村子去督造孔庙。
1868年，在这一年，曾国藩在潜藏大明乡间，平日里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彻底激发了。
曾国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发浓烈了，当他当年发出檄文的时候，开始带有卫道者味道，当他开始在广東立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宣道者。
这样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跟在他的那头瘦驴身后，他走到哪里，那些人跟到哪里，他讲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听，他不讲的时候，那些人就等。
年轻人有，中年人有，甚至连老人都有，有人跟着他走着走着，死在路上的也有。
当曾国藩已经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一种味道的时候，朱敬伦更不能阻挡了，此时阻挡他，就是跟整个读书阶层为敌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是没看出曾国藩立道的坏处，只是惊叹于曾国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对儒教的破坏，不是洋教传播对儒教的冲击，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个积极扩张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规，不遵从孔子的教诲，也没人会把信徒绑在火刑架上，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从来没有一个教主，凝聚它的，也从来不是庙宇中的神像，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没有组织，于是在外来入侵之下，他没有办法组织实质性的力量来抵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不免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已经保卫过儒道一次，现在他说还要在保卫儒道一次，这次是在洋教的冲击下，包围儒道。
此时，那些对洋教传播感到忧虑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跟随曾国藩的，却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大批对改朝换代不满的读书人，在新的国家无法获得地位的读书人，甚至只是对社会不满的读书人，他们都开始跟随曾国藩。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跟着一个英雄罢了。
朱敬伦知道自己阻止不来曾国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个善于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话。
曾国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国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创建新教。
本身就不担心这个已经跟政治，跟皇权合作了两千年的宗教，曾国藩也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有纪律的严密组织，唯独是担心曾国藩越来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着阻挡曾国藩，朱敬伦也就任他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兵工厂改革了，这是官办企业的转型，如果成功，不但兵工厂将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巨头企业，关键是这种模式如果成功，今
但是跟曾国藩已经约定，一人出钱，一人出工，朱敬伦突然反悔，丢人倒不算什么，问题上他知道曾国藩一定会走下去，而且谁都无法阻止，除非朱敬伦杀了他。
杀曾国藩朱敬伦还做不到，他能做到的，只是让人紧密盯着曾国藩。
曾国藩这次来大明，名义上是来宦游的，他依然是清朝的大臣，事实上谁都知道，他就是一个俘虏，只是大明没有将他当作一个囚徒，可整个大明就是他的监狱，对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来说，如果不能建功立业，即便整个天下任他行走，那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罢了。
曾国藩来宦游，他只带来了一个仆人，以及，一头驴。
第二天曾国藩就离开广州，骑着他那头驴，带着他的仆人，消失在了郊外。
当夜他夜宿在一座小庙中，第二天他拜见了当地一个大儒，然后带走了大儒的三个儿子，这三人是他的弟子了。
他到了佛山，坐船南下，最后到了九龙港。
他的弟子拿着他的手札，邀请了很多名儒，他们一起讲经书，谈学问。最后曾国藩邀请这些名儒跟他一起去洋人的教堂参观，他们看了洋人的许多仪式，看到一个个面露虔诚的中国信徒。
曾国藩没多说什么，他说多办一所孔庙，就少一个教堂。
当天这些当地名儒，就聚在一起立约，然后去孔庙焚表，曾国藩没去，他的名字也没有写在祭文上。
很快他就离开了新安县，然后新安县开始大兴孔庙，一个个大儒一个个村子的去跑，跟当地的乡绅商议，乡绅捐地，动员百姓出工，然后名儒拿钱买材料，一座座孔庙在建立。
曾国藩却没停下脚步，他依然一驴一仆，或者骑驴，或者坐船，到了临近的东莞县。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言辞，东莞的儒生同样的认同，他们立约，焚表，然后建孔庙。
之后他又去过江到了香山。
“他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朱敬伦始终派人跟着曾国藩，那家伙就一仆一驴上路，没人跟着万一被抢了，被杀了，就麻烦了。
“没有，他不进孔庙。”
手下汇报说。
朱敬伦放心了不少，他联想到教堂，想到西方人用严密的宗教规矩约束人的思想，他还真的担心曾国藩会借此机会将儒教办成一个严密的宗教，也弄出一套严格的宗教规矩，儒家是有这种潜质的，比如一日三省吾身，完全可以弄成跟西方人忏悔那样的程序，找一个老夫子听信徒忏悔，那得形成多大的对民间的监视网啊。
“他也不收弟子？”
“收了几个跑腿的弟子，有很多人想拜他，他都不收的。”
曾国藩大名鼎鼎，不止是在北方的清国内，在大明同样如此，十几年前他一篇讨粤匪檄，大声说出了要保护儒教的声音，从那时候起，他就已经成为儒教的卫道者了，所以在这个天下，只要恭敬孔子的人，都会认曾国藩，而凡是读书人，就没人敢说自己不认孔子的。
可曾国藩不收弟子，那就不用担心他借此广收门徒，最后变成一个教主一样的人物。
此时朱敬伦知道，他已经挡不住曾国藩了，自从跟曾国藩相约之后，他想反悔也来不及了，曾国藩一定会做下去，他没有犯法，朱敬伦给钱他就用，朱敬伦不给钱，他也能募捐，现在曾国藩去鼓励建庙的时候，花掉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曾国藩走遍广州府十四县的时候，最后他想花钱，都已经花不出去了。
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做出让朱敬伦担忧的事情，他似乎真的打算有工出工，做一点事而已。
尽管曾国藩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舆论的热议，追随者众多，响应者众多，但是他始终是孤身一人，不收门徒，不立教规，只是跟当地的儒士立下一份誓约，内容也无非是让光大儒道而已。
可这个人本身的行为，宗教味道太浓了，他走遍广州十四县的时候，已经不用他去派人送名帖请名儒了，当地的儒生无不是翘首以盼，聚在一起等待曾国发。
大家将跟曾国藩的会晤，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干的，但就是要等曾国藩来，跟他们见一面，听听曾国藩那种老夫子们讲了无数遍的大道理，然后欢快的跑到各个村子去督造孔庙。
1868年，在这一年，曾国藩在潜藏大明乡间，平日里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彻底激发了。
曾国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发浓烈了，当他当年发出檄文的时候，开始带有卫道者味道，当他开始在广東立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宣道者。
这样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跟在他的那头瘦驴身后，他走到哪里，那些人跟到哪里，他讲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听，他不讲的时候，那些人就等。
年轻人有，中年人有，甚至连老人都有，有人跟着他走着走着，死在路上的也有。
当曾国藩已经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一种味道的时候，朱敬伦更不能阻挡了，此时阻挡他，就是跟整个读书阶层为敌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是没看出曾国藩立道的坏处，只是惊叹于曾国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对儒教的破坏，不是洋教传播对儒教的冲击，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个积极扩张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规，不遵从孔子的教诲，也没人会把信徒绑在火刑架上，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从来没有一个教主，凝聚它的，也从来不是庙宇中的神像，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没有组织，于是在外来入侵之下，他没有办法组织实质性的力量来抵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不免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已经保卫过儒道一次，现在他说还要在保卫儒道一次，这次是在洋教的冲击下，包围儒道。
此时，那些对洋教传播感到忧虑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跟随曾国藩的，却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大批对改朝换代不满的读书人，在新的国家无法获得地位的读书人，甚至只是对社会不满的读书人，他们都开始跟随曾国藩。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跟着一个英雄罢了。
朱敬伦知道自己阻止不来曾国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个善于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话。
曾国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国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创建新教。
本身就不担心这个已经跟政治，跟皇权合作了两千年的宗教，曾国藩也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有纪律的严密组织，唯独是担心曾国藩越来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着阻挡曾国藩，朱敬伦也就任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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