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文只是第一件事，方山跟陈芝廷和伍崇曜分工明确，伍崇曜对洋人，陈芝廷对内政，关于此次登基大典则由他全权负责。

方山在礼仪上是懂一些的，不然也没法给人看风水，但是却也只是一个半吊子，他很有自知之明，至少在怎么筹备登基国礼这样的大礼上，他还玩不转，但是他会请人，他找的是满清前太常寺少卿龙元喜。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是龙元喜最风光的时候，组织广州团练总局编练了数万团练，但可惜咸丰不信任团练，广州城收复之后，先后就裁撤了一大半团练，最后所有团练让李福泰带着去广西剿匪了，龙元喜领了一点有名无实的赏赐，依然给打发回家乡顺德大良去了。

当时龙元喜就再三希望能保留团练，就是因为对仕途不死心，因此在方山找上他时，他不像一般的老夫子一样避嫌，怕招惹麻烦，而是非常积极的帮方山筹谋。

在龙元喜的邀请下，又来了一批老夫子，众人制定章程，事情一件一件办，他们认为最要紧的是定国号，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始终无法一致。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号都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有一定的原则，都讲究一个传承关系，从春秋时期开始，这个传统绵延了很长时间，比如统一天下的秦王朝，最初是周天子分封的伯爵，名号叫做秦，因此史书上称呼秦国君王为秦伯，秦国一统天下后，自然就是秦朝。

第二个统一王朝，刘邦的汉王是楚霸王项羽封的，也有追溯性。之后的魏晋，曹魏是傀儡汉献帝封的魏国公，司马家是魏国封的晋王；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也是先有前朝北周封的随国公；唐朝李渊是隋朝封的唐国公；宋朝赵匡胤是宋州节度使。

这个官吏持续了两千多年，到了蒙古人手里才被打破，蒙古人第一不认同汉人的这种习惯，第二也实在是找不到依据，宋朝可没封蒙古人做过什么官。蒙古中断惯例之后，到了明朝又重拾了回来，朱元璋最先称王是吴王，后来控制了小明王韩林儿，之所以建国大明，当时的人就认为是“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

到了清朝，这个惯例再次被打破，满清统治者也在给自己找传承，他们跟蒙古人一样，没什么根基，努尔哈赤时代是“金”，号称是宋金时期的金朝继承者，到了皇太极时代，他直接定了一个“清”的国号，没人知道什么原因，也没人知道什么来源。

老夫子们，认为现在的朱敬伦也应该遵循这个传承原则，朱敬伦的官是清廷封的，正式官职是“广肇罗道道台”，因此应该仿宋朝旧历，以“广”字为年好，但是“大广国”，让人听着就别扭。

宋朝的宋字，是古代就有的国号，可以追溯到周天子，也是宋朝叫宋的原因之一，明朝的大明虽然根基不甚，可是历代明朝皇帝分封诸王的时候，无不是以周、秦、蜀等古国名号分封，就没听过一个“大广国”，怎么听怎么像是农民起义的名号，跟什么大西国，大顺国，大洪国，大成国是一个德性，实在是不符合老夫子们的审美观。

又有人说，不如用地名，宋州节度使是一个官名，宋州可是一个抵命，唐国公是一个爵位，唐国本身代表的是地方，朱元璋最开始做过吴王，因为在吴地称王所致，既然朱皇上（敬伦）是在广東建立基业的，不如叫粤国。

广東人在明清时期可没什么文化自豪感，凡事必提中原云云，可不是后世粤语歌横行的时代，因此保守的老夫子依然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粤国一听就没什么根基。

说道根基，有人提出，广東历史上也是有过古国的，比如最早可退追溯到秦将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另外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

“越”和“汉”这两个词都很好，但是南越国和南汉国的国运却不怎么样，赵佗一死南越国很快就被汉武帝灭了，南汉国更是污秽不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所有大臣都是太监的国度。

相比“越”到底还好一些，虽然有人认为跟越南相冲，大部分人还能接受。

另外一些人提出，朱皇帝姓朱，何不称“明”，假托明朝延续，更和人心。

历数清代，凡是造反，必然打反清复明的旗号，这个旗号在民间的影响力极大。

因此有些老夫子认为，称大明，有助于稳定人心，哪怕做一个国度，就像朱元璋称过吴王，不也是为了稳定当时统治的旧吴国地区的人心吗。

于是争吵了十来天之后，“越”和“明”两个国号摆在了朱敬伦的面前，这两个国号，朱敬伦都没什么感觉，他还想称“中国”呢，这才大气，但事实上做不到，不统一中国之前，自称中国，有沐猴而冠的嫌疑。

“老百姓更喜欢哪一个？”

朱敬伦问道，方山和龙元喜异口同声：“大明！”

朱敬伦点点头，国号这东西，就得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不过得走一个程序。

“这样，请全省有名望的士绅都来广州共商国是，让广大士绅选定国号。”

上次因为科举的问题，全省的士绅都行动过一次，朱敬伦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凡事商量着来吗，哪怕只是一些士绅，并不是全民，但也意味着权力的下沉，英国不也是先从贵族开始平权的吗，最后才能渗透到老百姓，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同水流渗透，直接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力，那是找死，没受过教育的老百姓，还无法承担责任，只能变成民粹，就像阿根廷那样。

朱敬伦的手下都明白，朱敬伦似乎很喜欢跟人商量着办事，他们也很喜欢，这意味着朱敬伦这个皇帝不会专权，最差也能做到宋朝皇帝那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意味着士绅的地位大大提升。

因为有了上一次联合请愿的经验，这一次士绅们来广州很顺利，但是人数却不多，整个广東省，朱敬伦发下去了上千份请帖，凡是有点名望的，什么举人、进士，甚至当地世代行善的大乡绅，都专门发请帖去请，请他们来共商国是，但是就一百来个来了。

这些来的士绅和没来的士绅，心情都是很复杂的，有一部分是欣然前往，想在新朝给自己谋取一个地位，但大多数还是拿了请帖不敢不来；说来好笑，那些没来的乡绅里头，也大多是不敢来。总之因为一个不敢，让有的人来了，让有的人没来，同样的原因造成了不一样的结果。

除了班定国号问题，大礼仪问题复杂着呢，筹备建国，除非是李自成那种打算跑的，一般情况下都会准备很长时间，甚至会进行多次彩排预演，把朝臣都召集起来练习磕头这种事都是必须的。

不止程序上的问题需要时间，制作各种礼仪用具也需要时间，光是一件正经的龙袍，没个半年时间就制作不出来，那种采用楼花机编织的复杂织物，每天也就能织出几厘米。

反正朱敬伦不着急，方山更像弄的好一些，好像礼仪搞好了，国家根基就更深一样，但军事上